清华教授：我所经历的饥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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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饥 荒 岁 月
作者：高晋占
目录
序
（1）第一次死里逃生
（2）大饥荒来了
（3）艰难求生
（4）救命汤风波
（5）撕人民币的外来人
（6）两斤粮票惹下的大祸
（7）一棵树下的抉择
（8）割草
（9）庆幸生在阜平
后记
作者初中时
序
曾经在河北省阜平县平阳中学学习生活过两年，那里有巍峨的大南山、清澈的平阳河，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留存在我的脑海记忆中。
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那也是一段艰难求生的经历。不仅因为没爹没娘，更因为遇到了大饥荒。
回忆那段岁月是不轻松的，甚至是痛苦的。在整理相关素材并写成文字过程中，我曾几度失眠，几番落泪。有些细节几乎写不下去，因为那段经历太凄惨，太折磨人，回想起来难于抑制心底的震颤。
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号称“三年大饥荒”。因为人祸，因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异想天开与独断专行，因为此前全社会的集体发烧与瞎折腾，中国人民遭遇到空前绝后的粮荒。饥饿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大地上蔓延，无处躲无处藏，只能忍耐和忍受，挺不过去就只能活活饿死。据近年学者们的研究考证，那次大饥荒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或120次南京大屠杀。
那是我的人生经历中最难迈过的一道坎。爹去世已经6年，娘去世已经1年，没爹没娘的孩子，没有任何奢望，只求能够活下去。就是这种求活命的动物本能，支撑着虚弱的稚嫩躯体，想方设法在平阳挣扎。不幸遇上那次大饥荒，想活命也就不容易了。
曾经饿得两眼发黑，浑身浮肿；曾经吃过各种谷糠、树叶、野草和树皮草根，还曾吃过牲畜饲料和牲畜都不吃的东西；曾经因为两斤粮票（决非偷窃，不是得到而是失去）而承担一个小孩子难于承受的政治罪名，差点被开除；曾经前不通后不通无路可走，曾经对人生绝望，曾经死里逃生……两年中，身上心上，都留下了伴随一生的伤痕。
但是我必须坚持，必须继续待在平阳中学，不只是为了求学，更不是为了渺茫的前途，主要是为了每月6元的助学金，那是我唯一的收入和生活来源，那是我的救命钱。
有哲人说：“人生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在平阳度过的岁月，是我漫长人生中最为紧要的几步，这几步走了整整两年，七百多个日日夜夜。
对于那种无奈无助的日子，我不怨恨任何人。在那个骇人听闻的大饥荒中，别人也都活得不容易，他们的孩子也吃不饱，没有人能够伸出援手。但是对于在那样的艰难岁月中，还有人继续打着“政治挂帅”的旗号，以“上级规定”“政策界限”等等为理由，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扣上政治帽子进行打压，我却始终不能理解，不能原谅。
只是因为生命的顽强和坚韧，让我没有像见到的饿殍那样倒在路边。所幸在几个关键时刻，出于对助学金的依赖，违心做出的无奈决定让我没有辍学，没有走上终生脸朝黄土背朝天的道路。
后来，我终于艰难地长大了，还奇迹般完成了学业，娶妻生子有了家，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之后几十年，走南闯北，见识了国内外的丰富多彩，领教了社会的变迁，增加了人生的历练。其中有奋斗的艰辛，有成功的喜悦，有妻儿的关怀与牵挂，有朋友、同事的支持与理解。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成功者，甚至是个幸运儿，事业有成生活幸福。但对那两年经历的饥荒岁月，一想起来，心中依然隐隐作痛。
我终于明白，肉体上的伤痛可以治愈，甚至“好了伤疤忘了痛”；而刻在心头的伤疤，永远不可能痊愈，无论过了多少年，一旦触碰，还会流血。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我尽量回避去平阳，40年不曾光顾这块故地，为的就是尽量不触及那块伤疤。那里故乡的风、故乡的云，抚不平我心头的创伤，反而会勾出辛酸的记忆。
回避不是办法，回避不会导致遗忘，反而思念更甚。时隔四十多年后，终于想通，终于能够直面那段痛苦的经历。在回老家途中，我特意在平阳下车，以五十四岁的老迈之躯，翻山越岭步行二十多里走回家乡的小山村，为的是体验一下当年每天都要跋涉两趟的路途艰辛，看一看走过的路，想一想受过的伤，忆一忆吃过的苦。
历史可以被遗忘、被篡改、被粉饰，但印在大脑中的记忆，亲身经历过的酸甜苦辣，就像刻在石碑上的字一样，历经沧桑依然清晰，即使有意将其抹去也不可能。趁着尚未忘却，还是写一写吧。
（1）第一次死里逃生
我从初二年级开始就读的平阳中学，是由原来的王快中学搬迁而来。始建于1956年的王快中学，到1958年底，共有三个年级八个初中班，学生近四百人，已经初具规模。因为修建王快水库，王快镇即将被淹没，1959年，王快中学整体搬迁到平阳，变成了平阳中学。
搬迁后，平阳中学的校舍还没有建成，有校无舍。马路北面新建有平阳公社党委的两排平房，首先借给中学使用。这些房子白天是教室，晚上是宿舍，课桌就是学生睡觉的床铺，地上铺点稻草也用作床铺。
原来在距离家乡小村8里王快中学求学时，除洪水季节外，一直走读。平阳中学距离家乡小村二十多里，走读就不容易了。本来可以住校，但是惦记着家中8岁的小弟需要照看，只好继续走读。没爹没娘，做哥的虽然只有十三岁，自我感觉似乎已经长大了，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能扔下小弟不管。
走读的路途不平坦，从平阳向西过铁岭后，要翻越庙儿安岭，过永久桥，再翻过柴皮岭，下到山谷后，在庙儿岗南面渡过大沙河。
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急匆匆上路，紧赶慢赶，到校后还经常迟到。下午放学后，马上出发，一路奔波，到家后往往已经是日落星稀，伸手不见五指。路上难免跌跌撞撞，磕磕碰碰。
遇到下雨天，那就是老天爷和穷人作对。没有伞，没有草帽，只能任雨水把浑身浇透。山风一吹，只感觉透心凉，冻得牙齿打颤，还会起一身鸡皮疙瘩。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一心只想着赶路。
那时在老师眼中，我肯定不是个好学生，从来不做晚自习，经常迟到早退，有时还旷课。因为没有钱买本子，也没有时间做作业，不交作业司空见惯。这样的学生，不可能得到老师的青睐。
那是终生难忘的一天。瓢泼大雨连续下了几个小时，就像天被捅破了一样。下午放学后，天已放晴，又一次急匆匆上路，又一次拼命一样的奔波。西边天上出现一片晚霞，煞是好看。
走了二十里路到达大沙河边时，天已昏黑，只见河水波浪翻滚，奔腾咆哮，暴雨形成的山洪下来了。
站在河边为难了,这样湍急的河水从来没有趟过，也不知洪水有多深，心中很害怕。回头望，走回学校就意味着饥肠辘辘地再走二十里山路，夜空下黑黝黝的柴皮岭让人望而生畏。向前看，过了河再翻过一道小山岗，不远处就到家了，就能吃到东西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天高地厚，不懂得水火无情，回家心切，心一横就下水了。
洪水激流不同于平时的河水，流速湍急，激流夹带着砂石冲打在腿上，很疼，脚底下还能感觉到有石头在滚动。那时的河面很宽，有几百米。越向前走，河水越深，逐渐没过胸部，迈步越来越费劲。突然脚下一滑，两脚踩空，蹬不到河底了，这是跌进了大沙河主流河槽。
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只会狗刨，两手乱划，两脚乱蹬，时而没入水中，时而浮出水面，被洪水冲着顺流而下。喝水了，鼻子也进水了，被呛得很难受。求生的本能驱使我拼命向上挣扎，拼命想喘一口气，但是无情的洪水浪头总是劈头盖脸压下来，一次次把我卷入水下。水流中的漩涡，就像鬼一样拉着人的身体向下沉。
力气越来越小，挣扎越来越弱，意识逐渐模糊。我不想死，我的生命刚刚开始，我只有十多岁。但是人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也只能听天由命。大沙河啊大沙河，你为什么和我过不去？
不知道是自己拼命挣扎的结果，还是洪水流向所致，奇迹一般，忽然感觉两脚触到了河底。迷迷糊糊中感到一丝欣喜，我有救了。
天不灭我。
挣扎上岸后，躺在沙滩上歇息了好一阵，嘴巴鼻子都往外淌水。抬头看，早已不是惯常登陆的地点，我被洪水向下游冲走了好几里路。
这是我第一次死里逃生，第一次感受到人的生命很脆弱。人生漫漫，还有多少艰难困苦必须经历呢？还有多少生死攸关的事情在等着我呢？草民命贱，活下去不容易，活着也是受罪，活一天算一天，活不下去也不怨天不怨地，只怪自己命不好。但是念及家中小弟需要照看，再苦再难咬牙也要活下去。
经历了那次洪水中死里逃生，不敢继续走读了。年幼的小弟由瞎眼的姥姥照看，为他们劈好柴磨好面，把水缸挑满水，背起书包和一条破被子，又走入平阳中学，开始住宿求学，每个星期天再回家忙家务。
没有宿舍，没有床铺，晚上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或地上的稻草垫子上。早上把被子卷起来，扔在教室一角。
伙食很差，每顿饭都是玉米面稀糊糊，再加一点白薯（阜平叫山药），几片咸菜。玉米面糊糊很稀，清汤挂水，每人一大碗，实际是用水来撑起肚子。
（2）大饥荒来了
1959年~1962年被中国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批人被饿死。但据中国历史气象资料显示，这三年间，气候很正常，甚至可以用“风调雨顺”来形容。
根据近年大量学者研究考证的结果，那次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此前大跃进中的胡折腾造成的，“自然灾害”只是掩盖真相的借口。
本来也很左的刘少奇，在1961年4月回到家乡湖南，做了四十四天的调研，了解到农村的一些实际情况。在1962年1月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关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刘少奇作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得到与会者长达五分钟的热烈掌声。 这也为他后来在文革中被打倒、被整死埋下了祸根。
在1959年春荒中，各地已经发生饿死人事件。其中，造成极大影响的是“豫东惨案”。据卫生部、粮食部和内务部有关材料统计：1959年上半年，全国粮食紧张，农村近3.6亿人口严重缺粮，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广东、湖北、甘肃、贵州等省尤为严重。据学者考证，1959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至1959年夏收，全国因饥荒死亡人数，约有270万左右。
在已经发生大面积饥荒的情况下，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主要领导人一意孤行，批判实事求是说真话的彭德怀为右倾机会主义，并定为反党集团。这次会议的后期，手握大权的要人们不顾百姓死活，继续反右，继续号召跃进，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继续超标征粮（按照浮夸风中放卫星的虚报产量征收），继续瞎折腾。
8月份，庐山会议结束后，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全面铺开，迅速蔓延到全国各省。在当时的体制下，政府垄断着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在灾难面前，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无处躲无处藏，毫无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据学者们近年的考证，那次大饥荒，全国共饿死大约3600万人，是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颗原子弹，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但是迄今为止，这个碑也没有立起来，更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承担任何责任。
1958年大跃进期间，受限于全国的政治形势和上级指示，阜平县也出现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放卫星、修水库、大炼钢铁、一平二调、大办食堂、深翻地等等瞎折腾的风气也曾盛行一时。到了大饥荒时期，阜平县也躲不过去。
1959年秋，已经尝到了长期饿肚子的味道。
1959年初冬的一天，平阳中学全体师生集合在西边两排教室之间的空地上，由政治骨干刘光波老师传达上级文件精神。刘老师神情严肃，语气刻板，一听就知道要有大事。
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有些地方受灾，国家遇到了经济困难，粮食紧张了，定量要下调，实行“低指标”，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度过饥荒。
刘老师还特别解释了一句：“并不是说国库空了。”从这句话，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小孩子也能猜测出：很可能国库已经空了。
本来粮食定量就很低，每天都吃不饱，肚子饿得很难受，还要调低定量，让人怎么活？
大家都心中明白：大饥荒来了！
会后，全校停课，马上组织全体师生下地，把平阳一带所有的耕地都拉网式过一遍，搜寻秋收后的遗留物，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捡回来用作越冬度荒的食物。
时已立冬，地里的庄稼、蔬菜收获完毕后，每个地块都是光秃秃的，这种搜寻很难有收获。遇到白薯地、土豆地和花生地就用铁锨挖一通，希望能够找到刨不干净藏在地下的食物，收效甚微，只能把散落在地里干枯的白薯蔓、白薯叶、花生叶搂到一起带回学校。
最有收获的是萝卜地，萝卜长大过程中，外圈的萝卜叶子变黄后，会和叶梗一起自然枯萎脱落在地里，已经晒干变成了灰白色，村民收获萝卜时也不要这些废物，这是冬天搂柴烧火的对象。大家讨论说，萝卜叶子能吃，枯萎晒干了的萝卜叶子也应该能吃，就被我们全部收集起来运回学校。有的同学搜罗到一些杨树叶子和柳树叶子，都已枯成黑色，老师说不能吃，只好丢弃。
那次行动，老师学生都明白，这是为了在饥荒中保命，所以都很卖力气。
每个人收获都不多，但是人多势众，把收集到的物品集中起来还是很可观。在学校中部的南北路正中间，这些物品堆成一个圆柱形大垛，直径近三米，高度有两米多。很难想象，这个大柴禾垛将会用作我们的越冬食物。实际上，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吃过这个柴禾垛中的物品。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全校行动是在紧急情况下的一次与民争食的自救行动。平阳中学得到上级精神比村民快，知道大饥荒就要来了，抓紧时间提前一步有所行动，但争到的只是一堆不能吃的干柴。
（3）艰难求生
天气越来越冷，粮食定量越来越少，肚子越来越饿。
同宿舍的同学们每个星期日都回家，从家里拿来一些菜饼子，人家的爹娘省吃俭用自己挨饿，也要给自己的孩子留一口吃的。他们每人一个装菜饼子的小口袋，挂在宿舍北墙上，各种各样的小口袋排成一排，那是大饥荒时期的一道特殊风景。同学们饥饿难耐时，就从自己的小口袋中抓一口菜饼子吃下去。冬天天冷，宿舍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温度低，饼子不会放坏，这是他们维持一周的救命粮。我拿不来菜饼子，那一排小口袋中唯独缺少我的，我没有这样的救命粮。
上课之余，已经没有力气蹦蹦跳跳，没有精力玩耍淘气，有空就躺在宿舍的铺板上，仰面朝天盯着房梁发呆，任凭饥饿的肚子翻腾抗议，也没有任何办法。饿到一定地步，就只想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瞪着眼睛任生命渐渐枯萎。
忽然意识到，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办法，要找吃的，要想方设法活下去。
首先想得到是那个大柴禾垛，那是为度荒准备的，应该有能吃的东西。所幸，我用的是一个铁脸盆，虽然沉重不便，却可以当锅用。一天晚上，到那个柴垛寻找，抓到几把干枯的萝卜叶和梗，用铁脸盆端到教室的火炉上，煮了一段时间后，猜测应该熟了，虽然没有盐，也好像看到了饭菜。
吃起来才知道，干枯的萝卜叶和梗完全不同于过去吃过的鲜萝卜叶和梗，梗很硬，纤维很粗很长，嚼不碎扯不断，只能用力向下勉强吞咽；叶子已经腐烂发霉，一股怪味，也管不了那么多，大口吞了一些。
后来想到，羊很爱吃晒干的白薯蔓白薯叶，估计那些东西应该好吃。于是，另一天晚上又煮了一些干枯的白薯蔓白薯叶，吃起来感觉更难吃，完全没有鲜嫩的白薯蔓白薯叶的味道，干白薯蔓纤维很粗，嚼不碎咽不下，只能嘬到一点浓汤。白薯叶霉味很浓，还混杂了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
忽然记起，生物课上讲过，牛羊的胃和人类的胃差异很大，羊能吃的东西人不一定能吃。但是猪的胃和人的胃结构差不多，猪能吃的东西人也应该能吃。记得喂猪时，曾经把白菜的疙瘩根扔给猪吃，于是想到寻找白菜根。
那一堆柴禾垛中没有白菜根，村民收获白菜时都是连根拔起，不会遗留在地里。唯一的办法，是找村民讨要。
走下宿舍门前的大斜坡，走进一户人家的院子，看到一位大婶正在喂猪，鼓起勇气向她讨要白菜根。大婶很奇怪，问要这东西做什么？毕竟是小孩子，还不好意思说是充饥，回答说是治病的偏方。大婶指着猪圈旁边角落里的几个白菜根说：“都拿去吧，这东西猪也不爱吃。”
虽然这几个白菜根已经蔫了，还是如获至宝，拿回去马上用铁脸盆煮了吃，有一股浓浓的怪味，但是比干枯的白薯蔓、萝卜叶好吃多了。
此后，饿得受不了了，就去向村民讨要白菜根。要的次数多了，只好说实话，说明是用来充饥。大婶摇着头叹息：“可怜啊！”
但是，这些东西所含营养和热量很低，不能代替粮食，身体越来越虚弱，逐渐得了浮肿病。
忽然记起，马和驴等牲畜除吃草外，还要喂精饲料，为的是让它们长膘，干活有力气。虽然遭遇大饥荒，它们干的活没有减少，应该还会喂精饲料吧。
平阳西北部有一个马槽，喂养的是生产队的几匹马。某日下午，在马槽中的干草内搜寻，发现有糠皮和麦麸，但都粘在草上，不能收集，无功而返。此后有机会去平阳街时，就去马槽搜寻一下。有一次，忽然看到马在嚼食什么东西，嘴里嘎嘣作响。在马槽中寻找，发现有大豆榨油之后滤出的渣滓轧成的干饼，这东西应该是从榨油工厂搞来的。欺负马不会说话，大着胆子与马争食，吃到几块。那东西很硬，几乎咬不动，有一股生豆味道，虽然是渣滓，但毕竟是粮食的残余物，猜测应该有营养。
吃完想到，马还要干力气活，精饲料却让我争吃了，有些愧疚。平阳的马们，对不起了！
好不容易，熬过了1959年的冬天。
1960年春天到来后，看到地里长出的嫩草芽，心中一喜，感觉有救了。首先需要鉴别哪些草能吃，哪些草不能吃，以防吃到有毒的东西。根据过去打猪草的经验，知道猪爱吃哪些草，肯定没有毒。一种一种地尝，看哪种好吃。奇怪的是，有几种嫩草猪很爱吃，例如燕儿衣，而我吃起来却感觉味道很苦。有几种草没有怪味，是我常吃的草，例如老绿草（灰灰菜）、马齿苋、星星草等。神农尝百草，我只尝过十几种。
还有一些草，叶子不好吃，但是根可以吃。
天暖后，嫩绿的柳树叶子长出来了，捋一把塞在嘴里，也能充饥。可惜的是，村民也在捋柳树叶，很快就都捋光了。而且柳树叶子长得很快，没过多久就长老了，嚼不碎了。洋槐树的叶子煮一下再渍一段时间很好吃，但是生吃不好吃。在学校没有渍菜的条件，回到家才能吃到。
到了4月中，榆钱长出来了，那是很好吃的东西，可惜很难抢到，很快就被村民抢光了。
这种吃草吃树叶的经历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四十年后，作者在当年居住的宿舍门前留影
（4）救命汤风波
到1960年夏，经历过长时间的饥饿，学生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两眼无神。长期的营养缺乏，导致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有的患者面部浮肿，脸盘肿胀得像是发面的馒头，两眼肿成了一条缝。
我也得了浮肿病，腿上摁一下就是一个坑，很长时间不能复原。
阜平县的领导比较体察民情，为了防止浮肿病继续恶化，为了防止饿死人，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从哪里搞来一些羊骨架，上面的肉已经剔得很干净。不奢望吃到肉，骨架也是宝贝。这些羊骨架分发到各个单位，县领导指示：熬成大锅汤，每人分一碗汤，号称“救命汤”。
平阳中学也分到一两个羊骨架，放在伙房里熬汤。四百多个学生，几十位老师，就要从这一两个羊骨架中获取营养。
从下午开始，学生们已经闻到了羊骨汤的香味，那是久违了的气味，口水分泌空前旺盛起来。平时吃的菜总是稀得不能再稀的咸水煮萝卜干或煮菜叶，没有一点油水。羊骨毕竟是荤腥，估计那救命汤里至少会飘起一星半点的油花吧。
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望喝到那一碗救命汤。到晚饭时，还是没有喝到。大家很理解，反而希望熬的时间更长一些，把骨头熬烂了才好，这样汤里营养会更多一些。
半夜，睡得迷迷糊糊，忽然被同宿舍的同学吵醒了。睁眼一看，同学们都穿上衣服起来了，议论纷纷吵吵嚷嚷。仔细一听，原来是一位同学闹肚子，半夜起来上厕所，饥饿的人的鼻子超常地灵敏，忽然闻到一股香味，看到伙房的大师傅从伙房出来，手里端着一个筐，里面放着煮了一下午已经酥软的羊骨架，端到老师的办公室去了。再去办公室外面偷窥，里面灯火通明，老师们都等在那里，之后就开始吃那些骨头。
事情很明显，老师们把羊骨头吃了。这还了得？这不是掠夺学生们的救命物资吗？全校学生都炸了窝，一个个义愤填膺，怨情汹汹，闹成一团。饿急了的学生们，忘记了平时的老老实实唯唯诺诺，忘记了老师们的尊严和恩惠，忘记了老祖宗要尊师的教诲，一个个骂骂咧咧，摔摔打打，不知道如何出气，就这样乱哄哄地闹了一夜。
毕竟是只有十多岁的小孩子，学生们气归气，闹归闹，却说不清任何道理，想不出任何办法，不知道到哪里去讨个公道，也不知道怎样去讨公道，闹不出个名堂，更没有陈胜、吴广式的人物站出来振臂一呼。也许是因为学生们身体虚弱，也许是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让学生们心有余悸，这次事件没有酿成学潮，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一夜未睡的学生们被集中在学校南北路的南端，列队听顾明副校长训话。至今不明白，在那次事件中，为什么作为老革命的正校长贾兰福没有出面，却把业务骨干顾明副校长推到了第一线。
顾校长很严厉，平时的和蔼可亲不见了，换了一幅气势汹汹的面孔，对学生们大声训斥道：“你们闹什么闹？！你们饿里慌，老师们也照样饿里慌，吃点骨头怎么了？！老师们饿坏了，谁教你们？！老师们吃得身体好一点，对你们能有坏处吗？！……”
学生们仍然愤愤不平，但是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肯或不敢顶撞顾校长。顾校长训斥完了，高喊一声：“解散！”之后恨恨地回到办公室。
这天中午，每个学生分到一碗羊骨汤。喝着盼望已久的“救命汤”，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5）撕人民币的外来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平阳镇，只有一个新建的小饭馆，除了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好吃的，是过路人充饥的地方，买饭除了交钱外，还必须交粮票。
那时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每个人的粮食定量严格控制，各种粮食和由粮食加工出来的食品，必须钱、粮票齐备才能买到。这也许是只有当时的中国（可能还有现在的朝鲜）才有过的特殊现象。多年后我到国外求学，我的教授曾经问我：“听说你们购买物品不但需要钱，还必须有Coupon，是真的吗？”他的问话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粮票。
195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流通体制进入长达40年的统购统销时期，粮票也就成为吃粮权利的象征。粮票分为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全国粮票可以在全国流通使用，地方粮票只在本省有效。
在那个苦涩的年代，商品皆需“凭票购买”，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繁多的票证。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成为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给那个时代留下鲜明烙印。
各种票证名目繁多，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食品类除了各种粮票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从布票、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一些贵重物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更是一票难求。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
一直到1993年，因为改革开放，中国的粮食充足了，粮票才走下了历史舞台。粮票制度的取消，这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经济体制的一次成功转身，终将各类票证送进历史的橱窗。
一天晚上，溜达到平阳镇中，希望到马槽找点吃的，路过路南的小饭馆附近，不奢望吃到饭馆的食物，能够闻一闻味道也是好的。忽然听到饭馆内有争吵声，之后一个外地人被饭馆工作人员推推搡搡推出屋外，继续争吵。听他们争辩的情况，是这个外地人要花钱买饭吃，却拿不出粮票，饭馆不卖给他。
这个外地人饥肠辘辘，拿着钱却买不到食物，一气之下，把手中的钱撕了个粉碎，嘴里叫嚷道：“什么世道？！有钱买不到吃的，还要这钱干什么？！”
他没有想到，人民币票面上都印刷有政治性很强的宣传画，甚至是领袖头像。此人居然吃了豹子胆，胆敢撕碎庄严的人民币，那还了得？他更没有想到，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之后，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上互相监视、互相制约的风气，更有一些人以打小报告、检举别人的政治错误为能事，以求自己能够在政治上占上风。
看到此人撕碎人民币，马上有人向有关部门报告，不一会就来了几个民兵，把那个外来人绑起来抓走了。
此后多年，我常常想起那个被抓走的倒霉蛋，他到平阳干什么来了？是探亲访友，还是回家路过？他后来怎样了？定了什么罪名？被判刑了吗？挨打了吗？
在那个年月，我听人说过，一旦被戴上政治帽子，就是被打入了另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还不如被判刑，在监狱里好歹还有一口饭吃。
没有粮票就吃不到饭，就要饿肚子，那个撕人民币者并不是这种情况的个案。农民自己生产粮食，交完统购粮后，剩余多少吃多少，从来不给农民发粮票。但是农民也会走亲访友或外出办事，如果带的干粮不够吃，也需要在外面买饭吃，因为没有粮票而饿肚子，就不稀罕了。
一日课后，有同学说西面不远的路边山洼里死了一个人，出于好奇，和几位同学去看。那个死人头朝西北，脚朝东南，仰面朝天，右手还拿着一根棍子。估计是过路人，饿得走不动了就躺在这里休息，再也没能站起来。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饿殍。
还听说有一个人饿得难受，就在出售食品的商店里隐藏了起来。商店关门下班后，他放开肚子大吃了一通，被活活撑死了。
（6）两斤粮票惹下的大祸
一个没有自习的晚上，神使鬼差又去平阳街上溜达，希望到马槽找点吃的，又路过路南的小饭馆附近，没有想到要出事，没有想到要惹祸。世上的事情很难预料，也没有卖后悔药的。
又巧遇一位没有粮票而买不到饭的过路人，这个人没有撕人民币，而是求别人卖给他几斤粮票，出价很优惠，一斤粮票一块钱。
我动心了。那时给我的助学金是每月6元，这已经是最高额度了。这6块钱是我的全部收入，一切花销都要从这6块钱中算计。每月的饭费花去了大部分，所剩无几，还需要买书买笔买本，入不敷出，只好不买本子不交作业。随身带着一把小镰刀，一有闲空，就去附近的山上割草，背到平阳街上卖给收购羊草的，或多或少可以卖得几毛几分。这把镰刀，是我唯一的谋生工具，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上大学离开阜平，才告别了这把镰刀，唯有镰刀割在手上留下的疤痕伴随了一生。
当时身上正好带有两斤粮票，心中算计，用这粮票换来两块钱，就可以一两个月不再为花钱发愁，就可以少为割草受累受苦。在大饥荒的年代，我也知道粮票的金贵，粮票就意味着吃饭的权利。少了两斤粮票，就要少吃两斤粮食，饥饿会更严重。考虑到时已入夏，总能找到可以吃的草或树叶，而钱却是哪里都找不来的。犹豫了一会，还是用两斤粮票换了他的两块钱。
没有想到，很快就有人把此事报告给了学校领导。
那时对学生的的操行评定，分为“优、良、可、劣”四等，一般都是“优”或“良”，“可”相当于留校察看，到“劣”就要开除学籍。1960年第一学期末，其他同学的操行评定都是“优”或“良”，唯有我是“可”，原因就是用粮票换钱是政治错误，是“破坏统购统销”，超出了“政策界限”，“上级规定必须惩处”。
处理决定宣布后，我想不通。我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不懂什么政治不政治，我就是想继续上学，我就是因为没有钱，才宁肯放弃自己吃那两斤粮食的权利，自己饿肚子而用粮票换钱，想上学有罪了？穷有罪了？
我遵守纪律，尊敬师长，认真听课，从来不干坏事，从来不说假话，虽然不交作业，但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给我的品行定为“可”，我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那天晚上，躺在宿舍的铺板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天淅淅沥沥下起了雨，犹如我的心情。
戴着“可”的帽子，这学还怎么上？同学老师怎么看？这个“政治错误”的帽子还要戴多久？联想到尊敬的秦老师的右派下场，心中不寒而栗。
不上学就要回家务农，上工挣工分。以我十多岁的体力，“半劳力”都算不上，那时的工分值很低，每个工（一个整劳力干一天的工分）才合一毛多钱，苦干一个月，无论如何我也挣不来6块钱。为了每月6元的助学金，就是天大的委屈和冤枉，也得忍受，也应该戴着帽子在学校继续学下去。
一天晚上，心里堵得慌，闷闷不乐地坐在教室里发呆。同班有一位大姐张慧哲，比我大六七岁，年龄大懂事多，社会经验比我丰富多了。她和和气气地对我说：“你挺有材的，好好念书吧，别想那么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几年，情况就会有变化。”她的几句话，坚定了我继续待在学校的决心，没有让那个“可”把我毁了。
我不知道，那个“政治错误”是否记入了我的档案。我还不明白，到高中后，虽然我的学习成绩总是数一数二，但直至高中毕业，不知为什么却一直不能入团，是不是那个“可”在作怪？普通老百姓的政治命运，总是被别人莫名其妙地掌控着。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多少人被一纸档案压得抬不起头来，多少人被所谓的“政治错误”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后来的大学同学和老师中，有好几位因为“政治问题”而自杀，而被整死。那些当年操纵着别人政治命运的得势者们，你们的聪明才智和钻营技巧使得你们高人一头处境优越，面对那些历史冤魂，你们有过反思吗？有过愧疚吗？你们能够直面历史，直面那些被害者吗？
多年后，看到河北省正定县出了一位作家贾大山，他在初三时的操行评定也是“可”，这个“可”压得他最终辍学了。
（7）一棵树下的抉择
一个难忘的周日，我回到残破的家，为小弟和瞎眼的姥姥干些家务活，也想找点吃的带回学校。
他们也在挨饿，也在受罪。那时的分粮办法，工分占了大部分，口粮只占小部分。我家没有劳力，分到的粮食要比别人家少很多，饥饿也比别人家严重得多。没有粮食吃，小弟吃糠吃得大便不通，瞎眼的姥姥让他喝了一些蓖麻油通便，还让他吃了一些蓖麻榨油后滤出的渣滓，即为通便也为充饥。蓖麻籽有毒，渣滓的毒性更大，小弟中毒了，先是手脚麻，后来手脚冰凉，差点要了他的命。
家中只有一盆渍洋槐叶，那年月洋槐叶是好东西，所有的洋槐树都被人摘得光秃秃的。榆树叶子早被人捋光了，还把榆树皮也扒光了，露着白花花的树干。我看到紫穗槐的叶子很茂盛，很像洋槐叶，但是没有人采摘，于是就摘了一些紫穗槐的叶子，煮熟后用水泡起来。吃后才知道，紫穗槐的叶子有一股怪味道，很难下咽，难怪别人不采摘。后来才听说，牲畜都不吃紫穗槐的叶子。
面对小弟的艰难处境，我拿不到也不能拿任何吃食，只好两手空空地返回学校。走了二十多里后，到达铁岭东面，又饿又累，但是离学校已经不远了。
忽然意识到，我这是重返平阳中学，是要继续戴着“可”的帽子到那里挨饿。我犹豫了，心中发怵，两腿迈不动了。
路南有一个小山洼，一个很矮的埝阶上有一棵树，就在树下仰面朝天躺下来。望着天上白云，思前想后，想的最多的是向前走还是往回返。
向前走，不远处就是平阳中学，那是我向往的求学地方，但是长年累月的饥饿实在难于忍受，也看不到情况改善的希望。而且，戴着“可”的帽子，就是学得再好，前途也很难光明。
往回走，回家务农，就是凭着“半劳力”挣工分，分粮时可以多一些筹码，多一点粮食，日子就会好过一点，小弟也有了依靠。但是这样做，就是彻底告别求学之路，就是死心塌地当农民，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于心不甘啊！
前不通，后不通。天下之大，居然无路可走。人生为什么如此艰难？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受罪来了吗？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刚刚十四岁的我，尝到了对人生绝望的滋味。
眼前晃过小弟对我依赖的眼神，我是做哥的，无论如何也应该挺下去啊。
想来想去，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好。思想斗争的结果，做不出任何抉择。到后来干脆什么都不想了，也不想动弹，就想这样一直躺下去。
一直躺到太阳落山，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意识逐渐有些模糊。忽然心中一惊，醒悟到如果继续这样躺下去，很可能就要像不久前看到的那个饿殍一样，再也起不来了。咬牙挣扎着站起来，头晕目眩，凄然四顾，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已经没有力气走回家了，那是二十多里山路。前面不远就是平阳中学，只好一路蹒跚，回到学校，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饥饿。
是那个山洼离学校很近，而距离家乡较远，让我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回学校。
那个埝阶，那棵树，就成了我一辈子都不能忘怀的人生纪念物。但初中毕业后的40年中，再也没有去过那个伤心之地。
四十多年后，为了重温当年走过的路，我特意在平阳下车，在平阳买了一些烧饼和纯净水，有吃有喝地向西步行25里走回老家，以老迈之躯复习一下当年的艰辛。离开平阳没有走多远，一辆切诺基停在身边，司机一再劝我坐他的车，希望挣一些搭车费。我拒绝坐他的车而是继续向前走，那个司机一定认为我不肯出车费。他哪里知道，衣着光鲜的我，还曾有过一段辛酸的经历，更不会想到我要特意去寻找那个埝阶，寻找那棵树，寻找曾经的断肠之处。
找到了那个小山洼，但是那棵树早已不见踪影，那个埝阶也坍塌了。不知什么人在那里办了一个小媒厂，只见一堆黑漆漆的煤粉。
站在媒堆旁边，恍如隔世，感叹世事无常，人生难料，心中一片茫然。
（8）割草
再苦再难，也要想方设法活下去。
深秋时节，为了维持生计，为了继续求学，一有闲空，就到附近的山上割草，背回平阳镇卖给收购羊草的。平阳南山，铁岭北沟，到处留下了割草的足迹。
某次割草时，像往常一样，左手抓住一把茅草，右手正要下镰刀，忽然感觉左手中有东西在动，低头一看，一个蛇头正在手中挣扎摆动，赶忙甩手扔掉跑出好远，吓得心中扑腾扑腾乱跳。
又一次割草时，不小心蹬动了一块石头，没有想到那块石头下面有一个大马蜂窝，受了惊动的马蜂扑面而来，急忙仓惶逃窜，还是被马蜂追上来蜇了几处。其中的一个蜇伤后来发炎，疼了很长时间，还在前臂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每次割草，最艰难的是背草回来。割草过程已经筋疲力尽，还要把几十斤重的草捆背在肩上走回来，腹中饥饿，两腿打晃，一步一摇，步步艰难。
山路崎岖，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路。有一次背着草捆路过一个地方，一边是山坡，另一边是几丈深的直壁，中间窄窄的落脚处布满砂石。一不留神脚下一滑，连人带草捆跌下直壁，重重地摔在直壁下面的山谷小河沟里。人被摔晕了，草捆滚出很远。等到清醒后，身上多处疼痛，头上碰出一个大包，好在没有流血，衣裤已被溪水浸湿。伸伸胳膊和腿，还能正常动作，谢天谢地，没有骨折。还要感谢自己，镰刀凿在草捆上固定得很结实，落下过程中没有飞出来伤人。
割草过程中又一个难处是没有水喝。上山和割草都要出力，难免出汗，导致口渴。在家乡小村附近割草时，附近的山上哪里有泉水，哪里有小溪，心中一清二楚，渴了就找附近的泉水。这种泉水水量很小，是从砂石缝中慢慢渗出来的，集存在一个小坑中。水坑很浅，用手捧水必带泥沙，最可行的喝水办法，是四肢俯在地上，低下头从小水坑中吮吸。这是模仿野兽和家畜的饮水办法，行之有效。人在穷困到一定地步时，没有尊严可言，某些行为模式无异于动物。
山中的水，有的能喝，有的喝了要拉肚子。久而久之，总结出一种简便易行的鉴别方法：向水中吐一点口水，如果口水迅速散开，则此水可以喝；如果口水聚成一团，则此水不可饮用。
对于平阳附近的山，没有那么熟悉，不知道哪里有泉水，割草时如果口渴，只能忍受，返回去找水等于前功尽弃。
挥镰割草过程中，镰刀割到手上是常有的事。看到血流不止，就抓土往伤口上抹，往往导致发炎，经久不愈。至今，左手上的伤疤依稀可见。
1960年冬，河北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但是，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
但是，没有任何蛋、肉、油、糖的供应，只靠那几两粮食，无论如何也难于维持生命，还必须找吃的。
天气越来越冷，地里的草已经枯萎，找到可以吃的草越来越难，树叶也已枯黄凋零，没有任何树叶可以用来充饥。农闲时节，牲畜不必再干重活，也就不再给它们喂精饲料，在马槽中已经找不到可吃的物品了。
天不绝人之路。在去割草的路上，忽然看到已经开始结冰的小溪中有绿色。走近一看，认出那是河菜，一种猪很爱吃的水草。抓来一些吃下，感觉这种草很好吃，没有怪味。河菜很耐寒，一直到天气很冷了，冰已经很厚了，在平阳河的某处，还能用镰刀凿开冰抓到河菜。
河菜，我的救命草。
大饥荒中常去割草的平阳南山
回忆那时的割草经历及当时心境，草成一歌。
割草歌
手拿小镰刀，腰系巴钩绳。
黎明上山去，腹中饥肠空。
大雁正南飞，落木迎寒风。
羊肠路崎岖，露水湿衣襟。
时逢饥荒年，可怜众百姓。
口粮低指标，饥寒实难忍。
釜中已断米，灶内更无薪。
树叶加谷糠，瓜菜已食尽。
昨日见饿殍，陈尸铁岭东。
又见中学内，学子皆浮肿。
周末来割草，只为谋生存。
背到镇西头，或可卖几分。
衣衫已褴褛，残鞋露脚跟。
可恨秋蒺藜，扎我钻心痛。
艰难登山脊，举目望苍穹。
凄惶问一句：苍天可有情？
神仙山无语，北岳寨无声。
叫天天不应，跪求爹娘魂：
怜儿尚幼弱，佑我冥冥中。
左手抓茅草，右手镰匆匆。
一把又一把，聚集成草捆。
偶遇嫩草根，带泥强咽吞。
又见秋蚂蚱，三两草上蹦。
捕积约半把，火烧半熟生。
食来不知味，权当是荤腥。
但见日高起，负重登归程。
挣扎下山去，腿软又头晕。
遭逢饥荒年，黎民苦难深。
艰难求活命，惨淡度光阴。
上天本无路，入地亦无门。
何日能温饱，圆我稚儿梦。
注：神仙山、北岳寨是家乡的两座高山。北岳寨又称平阳南山。
（9）庆幸生在阜平
在大跃进中，阜平县的县委书记吴合法和县长杨光明比较讲究实际，在全国大放“卫星”的鼓噪声中，有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外地吹牛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小孩坐在生长的麦穗上的做假照片。那时的阜平县领导比较实在，吹牛本事不大，放的卫星也不大，顶多吹到千斤，在保定地区的评比中总是居“下游”、扛黑旗、挨批评，被当时的保定地委机关报《东风报》比喻成“骑毛驴”“骑蜗牛”。
阜平县干部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此后的三年大饥荒中，阜平虽然也普遍饥饿、浮肿，但是饿死人较少。
后来，看到我的一位大学学长、新华社高级记者和编辑、某著名杂志社副社长写的书，我才明白，在大饥荒中，相对于其他几个饥荒严重的省份，河北省的饥荒还算轻的；在河北省，相对于那些平原县，阜平县的情况要好得多。
2012年与杨学长合影
遇到一位家在砀山县的大学同学，那里是河南、安徽交界处，这两个省饥荒都比较严重，向他核实这些情况。他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甚至更糟糕。他家6口人，大饥荒中饿死了3口。
庆幸生在阜平县，我活下来了。如果是生在那些地方，我是肯定没有活路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吴合法和县长杨光明比较讲求实际，强调阜平是山区县，土地瘠薄，产量低，尽力抵制高额征粮。在大饥荒到来后，还想方设法避免饿死人，救命汤就是一种临时应急措施，虽然仅有一次，也有效用。另一方面，山区周旋余地大，山上有树有草，有利于度荒。此外，红枣对于度荒救急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大饥荒中阜平县饿死人较少。
那时有的阜平人逃荒到山西，而河北省的平原地区却有人逃荒来到阜平。平原地区浮夸风更为严重，而且土地的面积都一清二楚记录在案，高额征粮时没有回旋余地。平原没有山，树和草较少，饥饿难耐时无计可施。有的平原家庭饿得受不了，就让自家的女人离乡背井逃一条活命，逃荒出去再找个男人，找一口饭吃。有一些这样的女人来到了阜平，再次嫁人，阜平的一些光棍汉意外地娶到了逃荒媳妇。
大饥荒结束后，多数这样的逃荒媳妇离开了阜平，又回到了原来的家。也有个别例外。城南庄附近有一个男人娶了一个逃荒媳妇，情况好转后媳妇要走，村里人都劝他不要放行，否则肯定是有去无回。这个男人很仗义，他说：“一日夫妻百年恩，人家本来有丈夫有孩子，要走要留都由她。”他为这个短期的媳妇整理了行装，带够了路费，送她上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媳妇雇了几辆马车，拉着微薄的家产又回来了。原来，她逃荒走后，平原家中的其他人都陆续饿死了，考虑到这个阜平汉子诚实可靠，就回来和他过日子了。
后记
写了一些陈年旧事，忆起什么就写什么，比较杂乱，不成章法。
把经历过的苦难晒出来，把自己的伤疤揭给别人看，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大饥荒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的年轻人不愁吃不愁穿，没有品尝过长期饥饿的滋味，他们很难想象那样的苦日子，也很难理解那时的人和事。
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使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为改善。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经济发展始终是主旋律。虽然经历风风雨雨，走过沟沟坎坎，但坚持发展不动摇，最终告别了短缺经济，步入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力大增，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
撰写本文的目的，就是想让年轻人看看那个时代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就是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吃那样的苦，不再受那样的罪；就是想说明，要想解决当前的种种社会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向前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1916年9月15 日，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先生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当今，坚持和深化改革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历史不容倒退。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正等待全体国人去奋斗实现。
文/高晋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