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北淮安城里尹公馆，一群热血青年毅然决然走出高墙深院，投奔共产党新四军，走上抗日救亡、保家卫国之路。

今年深秋时节，怀着对先辈的景仰，以及对那段苦难辉煌历史的探究，我来到上海，拜访新四军老战士李利，听她讲述尹公馆的儿女们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市安亭路43号一座幽静的小楼里，我见到了崇敬已久的李利老人。李老1926年出生，如今已经95岁高龄，81年党龄。她1940年秋在家乡参加地下党，同年在黄克诚部队（原八路军第五纵队，1941年1月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到淮安东乡时入伍。老人离休前，担任上海市教育局成人教育处处长、上海市成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上海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1985年受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教育咨询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老人家鹤发童颜，耳聪目明，在秋阳的斜照里，精神焕发。在接下来两天的朝夕相处里，老人一直兴致勃勃，娓娓畅谈。她自豪地告诉故乡来的晚辈，在国土沦丧、民不聊生、民族危亡之际，尹公馆的年轻一代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跟共产党走，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她深情介绍，当年尹公馆生活着自己的父辈——尹家三兄弟。大伯父尹星侣有两个儿子，参加革命最早，其长子尹楚升曾任苏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次子尹莹升（陈冰）先后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政协主席。二伯父尹蕴华育有一女尹佩珠，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现已在家乡离休。父亲尹兰西（1939年去世）排行老三，有6个女儿，依次是尹定（尹珍升）、李利（尹琇升）、尹珩升、尹杰（尹琬升）、尹建（尹航升）、尹萍。大姐尹定建国后曾任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副校长兼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三妹尹珩升解放战争中牺牲于山东沂北，四妹尹杰在孟良崮战役中荣立三等功，五妹、六妹在解放战争中跟随母亲逃往山东，找到大姐所在部队，成为随军家属。
聆听革命老人的回忆，我仿佛走进烽火年代，看到尹公馆儿女拋家别亲，中断学业，钻进青纱帐，浴血苏鲁皖；仿佛走进百年公馆，看到站在青年人身后、推动他们奋然前行的那些亲人们。这其中就有—— 李老清晰地记得，自己出生的尹公馆，是古城淮安西长街17号。这座明代建筑，是曾祖父尹耕云的遗产。尹耕云是道光三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官至河陕汝道，一生勤政清廉，在内忧外患的晚清时代，是坚持抗击外敌的主战派。历经百年春秋，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尹公馆家道中落，惟礼乐不辍，书香犹存，崇文重教、守正创新、豁达开明的家风对尹公馆的后人影响至深。
对于家风家教，李老讲的最多、最情深的是母亲。母亲郝仲英是淮安城有名的郝家女儿。她出生封建家庭，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很开明。她爱读书、爱看报，还爱和年轻人谈论国事。她很反感封建礼教，在旧时代，城里女子几乎都要缠小脚，而郝仲英却拼死反抗，因此保留了一双健全的大脚。郝仲英一生默默操劳，也很有主见。她生了6个女儿，在封建家庭中本来就承受很大压力，比母亲小一岁的父亲又不问家事，家中内政外交，包括孩子出路，都由母亲负责。那时，摆在女孩儿们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嫁给达官贵人当“花瓶”或“少奶奶”；二是去大后方重庆求学深造（当时许多大学都迁移重庆）；三是走出家庭，去艰苦奋斗干革命。郝仲英常对子女们说：“女孩子要用心读书，今后做事，都要有志气，不要输给男孩子！”尹公馆一群十几岁的女孩，个个亭亭玉立。上门说媒者多，郝仲英坚决反对包办婚姻，撵走了所有上门媒婆。李利回忆：母亲既有严格的家教，又很放手让女儿参加社交活动，甚至对晚辈的革命活动给予支持帮助。七七事变后，尹公馆儿女们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党的政策，母亲利用娘家的影响力，帮助哥哥姐姐们印传单，提供活动经费和物资帮助。对于女儿们参加新四军，李老回忆：“1940年离家参军时，是尹定先走的，大姐害怕母亲阻挠，要我在她离家后告知母亲。次日我告诉母亲后，她竟然非常宽容。当我告诉她我也要去参军，想不到母亲不仅爽快答应，还掏出两块大洋，嘱咐我要多向别人学习，有事要给家里写信。我参军几天后，母亲悄悄地找到我们的驻地，受到了部队领导接见。1943年，母亲又设法把我的三妹尹珩升送到根据地的部队上。” 当年的尹公馆，有一位特殊人物尹柏寒（1882-1957），他是李老的堂伯父。这位伯父文武兼备，剑胆琴心，阅历丰富，处事沉稳，在当地人望高、口碑好。尹柏寒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投身辛亥革命，青年时期带兵征战，参加了直皖战争、江浙战争、入豫战争，曾授中将衔参事，任国军23军军长。因对时局失望，1926年以后就离开军界，在上海作“寓公”。“九·一八”事变后，他无法安心赋闲，开始积极从事救亡运动，逐渐地从共产党的友人，成为党组织 “秘密党员”。少年时期，李利特别喜欢这位长辈，因为他对哥哥们威严十足，进门不通报不准进，不叫坐就得站着；而对女孩儿家却和颜悦色，允许女孩儿随时进出他的房间。李利喜欢和伯父交谈，伯父常询问她，最近学些什么、干些什么，他则仔细听，然后给予指点和鼓励。但伯父又是年轻侄女很难“看透”的人，直至参加革命后的很长时间里，李利都认为，自己背叛了封建家庭走上革命道路，而伯父出身反动阶级，是革命对象。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是中共秘密党员，在上海为党组织和新四军做了大量工作，在家庭里还是年轻后辈的引路人。
寓居上海期间，尹柏寒与共产党领导的“华东武装抗日会”密切联系。一方面利用特殊身份，收集日伪情报，保护我党干部；一方面疏通关系，为新四军购买医药、棉花等紧缺物资。时在“武抗”主管情报与行动的高原同志回忆：“尹柏寒在上海时是特别党员，单线和有关组织联系，但不公开。”还曾掩护秘密来沪治病的新四军高级将领王必成虎口脱险，当时王必成遭国民党宪兵追捕，躲藏在尹柏寒家，宪兵追至，发现尹柏寒特意放在桌上的“留学日本陆军士官生同学录”，上面赫然有“蒋委员长”（蒋与尹同年赴日学习军事）照片，宪兵悻然告退。据大哥尹楚生回忆，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原打算经上海去重庆继续读书，抵沪后暂住尹柏寒家，伯父就给他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王绍鏊，早年也留学日本，全国解放后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另一个是姓何的先生，不定期到伯父家来。他们经常对尹楚升进行抗战形势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动员楚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他们的共同影响下，楚升一腔热血被唤醒，决定留下来参加抗日斗争。不久经何先生介绍，楚升在上海参加了党领导的“武抗”。经过“武抗”严格培训后，伯父又安排他回淮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尹楚升说，“那时不清楚何先生具体身份，1939年参加新四军后，再见面时，他已经是苏北区党委敌工部的高原部长了。”
在李老心中，故乡淮安天空格外高远，形象无比高大。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不说，先进思想的传播更如春风化雨，深溉人心。早在大革命时期，淮安就有了党组织的活动。1928年，党组织策划了横沟暴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淮安城贴出“东北已失，中国将亡”的大标语；1935年，新安小学14名小学生在校长汪达之带领下，成立新安旅行团，历时十多年，行程数万里，宣传抗日救国，其壮举得到毛泽东同志盛赞；七七事变后，省立淮安中学学生自发组织“燎原社”，创办《回声》《火街》《燎原》墙报周刊，宣传抗日思想。而此时，按照伯父尹柏寒安排，回到家乡的大哥尹楚升，立即与许邦仪、陈冰（尹莹升）等进步学生一起，创办 “群众看报室”，从上海、南京甚至延安购得宣传资料，介绍前线战况，宣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唤起家乡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击日寇。史料记载，这个“群众看报室”，先后有近四十名骨干成员参加了新四军和地方抗战工作，为淮安党组织的重建和苏北抗日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尹公馆年轻的姊妹们心旌摇动，向往革命。李老清楚地记得：“楚升大哥从上海回来后，在淮安进步青年和学生中建立党组织，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尹定也参加了。 因为尹公馆房子多，大宅深处又有一个大书房，这里就成为他们开展秘密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里他们以“三字经”的形式编写大墙报，每周一期在淮安城中心名为“院门口”的大墙上张贴，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唤醒民众团结抗日，在市民中间影响很大。有时，一些秘密会议也在大书房进行。有一次哥哥姐姐们在大书房秘密集会。李利就躲在穿衣镜后好奇地听，听见他们谈论着国家大事，然后低声吟唱：“高粱叶儿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李利情不自禁地跟着唱，结果就被发现了。哥哥姐姐们严肃地教训一顿后，吩咐：这些活动一个字也不能到外面去说，如果能够做得到，能够遵守纪律，以后就可以参加活动。此后哥哥姐姐又给了李利进步书刊，向她讲红色苏联和红军长征故事，传授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思想启蒙。不久，在哥哥姐姐的影响下，14岁的李利光荣地入了党。
这时，淮安地下党有四名女党员，都出自封建家庭，她们分别是尹珍升、王树荃、何毓盂、李利。她们参加新四军时，为了保护家人，就按照年龄大小以百家姓赵钱孙李为序改名换姓。年龄最大的王树荃改名赵衡；何毓盂居次，改名钱毅；大姐尹珍升老三，改名孙群；李利最小，从此更名李利，意为革命一定胜利。

李老讲述：新四军来到淮安之后，派来一位叫李风的女同志担任县委书记，抓组织建设，建立了第一个人民政府，第一个县委班子，第一个武装部队——淮安大队（当时称“淮大”）。她们四名女战士则组成一个服务团，称“淮大”服务团，团长是大姐尹定，任务是民运和部队文教工作。忆及这段经历，李老仿佛回到少女时代，说自己很幸运，被录入家乡淮安《党史之最》，是当年“入党时年龄最小的党员”。

此后，他们四名女战士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学习。1941年夏，李利从抗大被分配到苏中二分区（东台、泰兴、如皋一带），当时的泰东县栟茶区从事群众工作。那年秋天日本鬼子大扫荡，构筑梅花桩似的碉堡群，把栟茶区分割为小块。一天早晨，李利和战友田之久分工做群众工作。李利提议自己去渔民区，让田之久去相对安全的盐民区，但田坚持去了渔民区。中午，田之久的头颅被鬼子悬挂在了栟茶据点高墙上。李老感慨万分：“至今想起此事，还是很痛心，是他保护了我的生命。”

抗战岁月，李利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还是在那次大扫荡中，李利正途经一片玉米地，一群鬼子已悄然到身后不远，千钧一发之际，是一个放牛的老乡冲过来，一把将她推进玉米地。那时打游击，李利是外来干部，身高一米七二，乡村就没有这么高的女人，她虽经化装，也瞒不过敌人。这次是老乡救了她。在抗大期间，李利得了伤寒，病危，被送到战地医院，无医无药，病房是一座破庙，病床是一块门板。李利高烧不退气息奄奄，竟靠灌米汤和草药活了过来。出院时医生说：“你真是从棺材板底下漏出来的啊！”

“那真是一个家国共危的时代，也是一个血火连天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我们热血喷胀、义无反顾，投入抗日的烽火硝烟。”沉浸苦难岁月，回顾如火如荼生活，李老总有说不完的故事。访谈临近结束，李老依然激情难抑，思绪联翩。心疼老人家又是半天没休息，我提议：“陪您到小院里走走吧！”老人欣然点头，不让我扶助，走出户外。庭院里弥散着迟桂花的芬芳气息，落日的余晖映照着老人生动的脸庞。我心底怦然一动，冉冉升起唐人的诗吟，真的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哪！


作者简介：周翔，1961年出生，江苏涟水县人。曾任淮安市侨联主席，市政协港澳台侨委主任。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在国内报刊和海外华文媒体发表诗歌、散文一百多篇，文史研究、文艺评论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