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翔】尹公馆的儿女们--新四军老战士李利访谈录


来源: 欧洲侨报   时间:2021-12-22 21:31:20





尹公馆的儿女们
——新四军老战士李利访谈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北淮安城里尹公馆,一群热血青年毅然决然走出高墙深院,投奔共产党新四军,走上抗日救亡、保家卫国之路。

今年深秋时节,怀着对先辈的景仰,以及对那段苦难辉煌历史的探究,我来到上海,拜访新四军老战士李利,听她讲述尹公馆的儿女们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李利、蓝瑛(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夫 妇回淮安,在周恩来故居前留影
在上海市安亭路43号一座幽静的小楼里,我见到了崇敬已久的李利老人。李老1926年出生,如今已经95岁高龄,81年党龄。她1940年秋在家乡参加地下党,同年在黄克诚部队(原八路军第五纵队,1941年1月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到淮安东乡时入伍。老人离休前,担任上海市教育局成人教育处处长、上海市成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上海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1985年受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教育咨询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1930年代尹公馆祖孙三代合影
老人家鹤发童颜,耳聪目明,在秋阳的斜照里,精神焕发。在接下来两天的朝夕相处里,老人一直兴致勃勃,娓娓畅谈。她自豪地告诉故乡来的晚辈,在国土沦丧、民不聊生、民族危亡之际,尹公馆的年轻一代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跟共产党走,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她深情介绍,当年尹公馆生活着自己的父辈——尹家三兄弟。大伯父尹星侣有两个儿子,参加革命最早,其长子尹楚升曾任苏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次子尹莹升(陈冰)先后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政协主席。二伯父尹蕴华育有一女尹佩珠,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现已在家乡离休。父亲尹兰西(1939年去世)排行老三,有6个女儿,依次是尹定(尹珍升)、李利(尹琇升)、尹珩升、尹杰(尹琬升)、尹建(尹航升)、尹萍。大姐尹定建国后曾任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副校长兼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三妹尹珩升解放战争中牺牲于山东沂北,四妹尹杰在孟良崮战役中荣立三等功,五妹、六妹在解放战争中跟随母亲逃往山东,找到大姐所在部队,成为随军家属。
1930年代李利全家合影  (六妹尹萍尚未降生)
聆听革命老人的回忆,我仿佛走进烽火年代,看到尹公馆儿女拋家别亲,中断学业,钻进青纱帐,浴血苏鲁皖;仿佛走进百年公馆,看到站在青年人身后、推动他们奋然前行的那些亲人们。这其中就有——
毕生立说立行的母亲
李老清晰地记得,自己出生的尹公馆,是古城淮安西长街17号。这座明代建筑,是曾祖父尹耕云的遗产。尹耕云是道光三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官至河陕汝道,一生勤政清廉,在内忧外患的晚清时代,是坚持抗击外敌的主战派。历经百年春秋,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尹公馆家道中落,惟礼乐不辍,书香犹存,崇文重教、守正创新、豁达开明的家风对尹公馆的后人影响至深。
李利夫妇(上)与母亲郝仲英(下右)、大姐陈冰(下左)合影
对于家风家教,李老讲的最多、最情深的是母亲。母亲郝仲英是淮安城有名的郝家女儿。她出生封建家庭,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很开明。她爱读书、爱看报,还爱和年轻人谈论国事。她很反感封建礼教,在旧时代,城里女子几乎都要缠小脚,而郝仲英却拼死反抗,因此保留了一双健全的大脚。郝仲英一生默默操劳,也很有主见。她生了6个女儿,在封建家庭中本来就承受很大压力,比母亲小一岁的父亲又不问家事,家中内政外交,包括孩子出路,都由母亲负责。那时,摆在女孩儿们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嫁给达官贵人当“花瓶”或“少奶奶”;二是去大后方重庆求学深造(当时许多大学都迁移重庆);三是走出家庭,去艰苦奋斗干革命。郝仲英常对子女们说:“女孩子要用心读书,今后做事,都要有志气,不要输给男孩子!”尹公馆一群十几岁的女孩,个个亭亭玉立。上门说媒者多,郝仲英坚决反对包办婚姻,撵走了所有上门媒婆。李利回忆:母亲既有严格的家教,又很放手让女儿参加社交活动,甚至对晚辈的革命活动给予支持帮助。七七事变后,尹公馆儿女们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党的政策,母亲利用娘家的影响力,帮助哥哥姐姐们印传单,提供活动经费和物资帮助。对于女儿们参加新四军,李老回忆:“1940年离家参军时,是尹定先走的,大姐害怕母亲阻挠,要我在她离家后告知母亲。次日我告诉母亲后,她竟然非常宽容。当我告诉她我也要去参军,想不到母亲不仅爽快答应,还掏出两块大洋,嘱咐我要多向别人学习,有事要给家里写信。我参军几天后,母亲悄悄地找到我们的驻地,受到了部队领导接见。1943年,母亲又设法把我的三妹尹珩升送到根据地的部队上。”
一向从容淡定的堂伯父
当年的尹公馆,有一位特殊人物尹柏寒(1882-1957),他是李老的堂伯父。这位伯父文武兼备,剑胆琴心,阅历丰富,处事沉稳,在当地人望高、口碑好。尹柏寒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投身辛亥革命,青年时期带兵征战,参加了直皖战争、江浙战争、入豫战争,曾授中将衔参事,任国军23军军长。因对时局失望,1926年以后就离开军界,在上海作“寓公”。“九·一八”事变后,他无法安心赋闲,开始积极从事救亡运动,逐渐地从共产党的友人,成为党组织 “秘密党员”。少年时期,李利特别喜欢这位长辈,因为他对哥哥们威严十足,进门不通报不准进,不叫坐就得站着;而对女孩儿家却和颜悦色,允许女孩儿随时进出他的房间。李利喜欢和伯父交谈,伯父常询问她,最近学些什么、干些什么,他则仔细听,然后给予指点和鼓励。但伯父又是年轻侄女很难“看透”的人,直至参加革命后的很长时间里,李利都认为,自己背叛了封建家庭走上革命道路,而伯父出身反动阶级,是革命对象。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是中共秘密党员,在上海为党组织和新四军做了大量工作,在家庭里还是年轻后辈的引路人。
尹柏寒  青年时期的尹柏寒将军
寓居上海期间,尹柏寒与共产党领导的“华东武装抗日会”密切联系。一方面利用特殊身份,收集日伪情报,保护我党干部;一方面疏通关系,为新四军购买医药、棉花等紧缺物资。时在“武抗”主管情报与行动的高原同志回忆:“尹柏寒在上海时是特别党员,单线和有关组织联系,但不公开。”还曾掩护秘密来沪治病的新四军高级将领王必成虎口脱险,当时王必成遭国民党宪兵追捕,躲藏在尹柏寒家,宪兵追至,发现尹柏寒特意放在桌上的“留学日本陆军士官生同学录”,上面赫然有“蒋委员长”(蒋与尹同年赴日学习军事)照片,宪兵悻然告退。据大哥尹楚生回忆,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原打算经上海去重庆继续读书,抵沪后暂住尹柏寒家,伯父就给他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王绍鏊,早年也留学日本,全国解放后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另一个是姓何的先生,不定期到伯父家来。他们经常对尹楚升进行抗战形势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动员楚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他们的共同影响下,楚升一腔热血被唤醒,决定留下来参加抗日斗争。不久经何先生介绍,楚升在上海参加了党领导的“武抗”。经过“武抗”严格培训后,伯父又安排他回淮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尹楚升说,“那时不清楚何先生具体身份,1939年参加新四军后,再见面时,他已经是苏北区党委敌工部的高原部长了。”
尹楚生在苏州工作时照片
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妹
在李老心中,故乡淮安天空格外高远,形象无比高大。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不说,先进思想的传播更如春风化雨,深溉人心。早在大革命时期,淮安就有了党组织的活动。1928年,党组织策划了横沟暴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淮安城贴出“东北已失,中国将亡”的大标语;1935年,新安小学14名小学生在校长汪达之带领下,成立新安旅行团,历时十多年,行程数万里,宣传抗日救国,其壮举得到毛泽东同志盛赞;七七事变后,省立淮安中学学生自发组织“燎原社”,创办《回声》《火街》《燎原》墙报周刊,宣传抗日思想。而此时,按照伯父尹柏寒安排,回到家乡的大哥尹楚升,立即与许邦仪、陈冰(尹莹升)等进步学生一起,创办 “群众看报室”,从上海、南京甚至延安购得宣传资料,介绍前线战况,宣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唤起家乡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击日寇。史料记载,这个“群众看报室”,先后有近四十名骨干成员参加了新四军和地方抗战工作,为淮安党组织的重建和苏北抗日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冰夫妇合影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尹公馆年轻的姊妹们心旌摇动,向往革命。李老清楚地记得:“楚升大哥从上海回来后,在淮安进步青年和学生中建立党组织,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尹定也参加了。 因为尹公馆房子多,大宅深处又有一个大书房,这里就成为他们开展秘密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里他们以“三字经”的形式编写大墙报,每周一期在淮安城中心名为“院门口”的大墙上张贴,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唤醒民众团结抗日,在市民中间影响很大。有时,一些秘密会议也在大书房进行。有一次哥哥姐姐们在大书房秘密集会。李利就躲在穿衣镜后好奇地听,听见他们谈论着国家大事,然后低声吟唱:“高粱叶儿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李利情不自禁地跟着唱,结果就被发现了。哥哥姐姐们严肃地教训一顿后,吩咐:这些活动一个字也不能到外面去说,如果能够做得到,能够遵守纪律,以后就可以参加活动。此后哥哥姐姐又给了李利进步书刊,向她讲红色苏联和红军长征故事,传授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思想启蒙。不久,在哥哥姐姐的影响下,14岁的李利光荣地入了党。
李利和丈夫蓝瑛(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在新四军
这时,淮安地下党有四名女党员,都出自封建家庭,她们分别是尹珍升、王树荃、何毓盂、李利。她们参加新四军时,为了保护家人,就按照年龄大小以百家姓赵钱孙李为序改名换姓。年龄最大的王树荃改名赵衡;何毓盂居次,改名钱毅;大姐尹珍升老三,改名孙群;李利最小,从此更名李利,意为革命一定胜利。

李老讲述:新四军来到淮安之后,派来一位叫李风的女同志担任县委书记,抓组织建设,建立了第一个人民政府,第一个县委班子,第一个武装部队——淮安大队(当时称“淮大”)。她们四名女战士则组成一个服务团,称“淮大”服务团,团长是大姐尹定,任务是民运和部队文教工作。忆及这段经历,李老仿佛回到少女时代,说自己很幸运,被录入家乡淮安《党史之最》,是当年“入党时年龄最小的党员”。

此后,他们四名女战士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学习。1941年夏,李利从抗大被分配到苏中二分区(东台、泰兴、如皋一带),当时的泰东县栟茶区从事群众工作。那年秋天日本鬼子大扫荡,构筑梅花桩似的碉堡群,把栟茶区分割为小块。一天早晨,李利和战友田之久分工做群众工作。李利提议自己去渔民区,让田之久去相对安全的盐民区,但田坚持去了渔民区。中午,田之久的头颅被鬼子悬挂在了栟茶据点高墙上。李老感慨万分:“至今想起此事,还是很痛心,是他保护了我的生命。”

抗战岁月,李利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还是在那次大扫荡中,李利正途经一片玉米地,一群鬼子已悄然到身后不远,千钧一发之际,是一个放牛的老乡冲过来,一把将她推进玉米地。那时打游击,李利是外来干部,身高一米七二,乡村就没有这么高的女人,她虽经化装,也瞒不过敌人。这次是老乡救了她。在抗大期间,李利得了伤寒,病危,被送到战地医院,无医无药,病房是一座破庙,病床是一块门板。李利高烧不退气息奄奄,竟靠灌米汤和草药活了过来。出院时医生说:“你真是从棺材板底下漏出来的啊!”

“那真是一个家国共危的时代,也是一个血火连天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我们热血喷胀、义无反顾,投入抗日的烽火硝烟。”沉浸苦难岁月,回顾如火如荼生活,李老总有说不完的故事。访谈临近结束,李老依然激情难抑,思绪联翩。心疼老人家又是半天没休息,我提议:“陪您到小院里走走吧!”老人欣然点头,不让我扶助,走出户外。庭院里弥散着迟桂花的芬芳气息,落日的余晖映照着老人生动的脸庞。我心底怦然一动,冉冉升起唐人的诗吟,真的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哪!

作者和李利老人合影

作者简介:周翔,1961年出生,江苏涟水县人。曾任淮安市侨联主席,市政协港澳台侨委主任。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在国内报刊和海外华文媒体发表诗歌、散文一百多篇,文史研究、文艺评论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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