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英国摄影师路易斯·奎尔（Louis Quail）的母亲去世，她在生前深受精神分裂症的困扰，而此时，奎尔的大哥贾斯汀也已经与这一疾病斗争三十多年。母亲的离世让奎尔遗憾自己未能记录她的故事，之后六年，他全方位地记录了大哥贾斯汀与精神分裂症共处的生活，并通过众筹的方式出版了图书《大哥》（Big Brother）。2018年，《大哥》参展连州国际摄影年展。
将观看/阅读某个故事的体验类比为“剥洋葱”或许是陈词滥调，但不可否认，这一意象确实适合解读《大哥》。无论是摄影书还是展览，《大哥》通过丰富的层次和“惊喜”来构建故事。
叙事的第一层次，是人们印象中的精神分裂症：杂乱的房间、迷离的眼神、左右不对称的鞋……奎尔的父母离异后，父亲带着包括奎尔在内的三个较小的孩子搬去了诺福克，而13岁的贾斯汀则跟着母亲和她的新男友继续生活在伦敦郊区的里奇蒙，这位酗酒且有暴力倾向的新男友无疑给贾斯汀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动荡因素。众多因素的集合最终压垮了贾斯汀。1979年，20岁的贾斯汀被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入院接受治疗。当奎尔将镜头对准他时，贾斯汀已多次住院，他的生活几乎被疾病主导。
在连州《大哥》的展览现场，展厅中央一个简易的小屋带来了贾斯汀故事中的第一个“惊喜”——这是一个模拟观鸟棚，以“水鸭的颤音，赤颈凫的高鸣”为章节，详细呈现了陪伴贾斯汀一生的兴趣：观鸟。贾斯汀从9岁起，开始跟着父亲观鸟，这种需要极大专注力的户外活动也成为他混乱生活中的锚点。
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如果有人被贴上“精神病患者”的标签，似乎所有正常人类的情感和需求便都与他无关。或许正因为如此，奎尔叙事中的第二个“惊喜”才让人如此意外：贾斯汀和女友杰姬维系了一段超过20年的感情。当然，两个人的疾病加上杰姬严重的酗酒问题，常常给这段关系带来阴影，但两人的情感连接却十分牢固。
贾斯汀的绘画、写诗天赋也让读者惊讶。这些作品不仅贯穿《大哥》全书，奎尔还用其中一部分单独制作了小册子。一首写在厨房墙上的小诗《清洁女士和整齐先生》以幽默的语气暗示了贾斯汀对外部那个“规则世界”的看法，也引起作为“正常人”的我们的共鸣。
正如奎尔写道，“大哥的精神疾病并不能定义他，他有自己的个性。他的生活中有光明也有阴影，有悲伤，也有创造性、温暖和热情。”这是“我们”与他——乃至“他们”——产生认同的关键。
深入一定能带来更好的作品
谷雨：你以前的项目主要是在遥远地区拍摄陌生人的故事，《大哥》拍的却是家人，这两种方式带来的感受是否不同？
路易斯·奎尔：其中的区别非常显著。通常我去利比亚、阿富汗或中国拍摄，会有两大限制：时间与花费。一般情况下，我会去当地两三个星期，需要完成多个故事，但它是程式化的——选几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联系可能愿意发表的媒体，最后整合一套作品给到他们。这个过程中，我只有几个小时去接触每个拍摄对象，不能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而在那些地方完成的项目通常都会包含不止一个人物，每一个人事先都不太认识。
《大哥》则完全相反，我没有时间限制，没有要尽快发表的压力，我们只是多花时间待在一起。有时我会架起三脚架来拍，但更多时候，只是带着相机与他一起去各处。这样的拍摄方式肯定能拍到更好的照片，因为时间充裕，而且作为家人，我们已经有了亲密感。
如果你想拍出伟大的作品，就需要非常了解拍摄对象；当然，如果你想拍的只是概念吸引人且效果还不错的作品，也是可以的。但花时间与人深入接触，而不是试图快速完成任务，这总能从作品中体现出来。深入一定能带来更好的作品。
另外，我也想讨论精神分裂症这个议题，贾斯汀每天深受其扰，我希望有人看到他的挣扎。他是个很好的人，也很脆弱，但总是有人想要利用他的弱点，或者对他的脆弱视而不见。能够拍摄你所关心的人是一种恩典，所以说拍摄家人和去国外拍摄项目，二者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
谷雨：你去利比亚等地拍摄时并不是已经接到了媒体的既定任务？
路易斯·奎尔：对，我去那些地方是出于自己的好奇，我想了解那些人在冲突中如何生活，这也是我进入报道摄影行业的原因。很多报道只关注某一天哪一方推进到了利比亚的哪个地区，但这些不是关于人的故事。通常我去拍摄某个题材，是因为看到了缺失。
基本上我是自付路费开销。2008年我去阿富汗时，为媒体采访报道了几个故事，同时也进行自己的摄影项目，那算是半自助的。现在这非常难。2008年的时候，整个行业资金更充足，现在媒体都没有太多资金派遣摄影师去做报道了，这样的话我还不如自己去拍摄那些最感兴趣的内容。
比刺探隐私更遭的是忽视
谷雨：在拍《大哥》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情况是你作为家人和作为摄影师的责任有所冲突？
路易斯·奎尔：这并非三言两语说得清。2000年我去了科索沃，在那之前我做了很多商业项目，却没有自己的作品。这时候科索沃战争发生了，在大众媒体上，我看到的报道基本都是关于交火、暴力，并未呈现作为个体的当地人和他们真实的生活。我去到那里，采访并拍摄遇到的人。他们信任我，向我讲述私密的故事。有一次我来到一个小村子，那里的人对我说感谢，因为之前还未有人倾听过。那时我意识到，有时候比被刺探隐私更糟的是被忽视。
当然，这其中需要平衡。贾斯汀是一直被社会忽视的一类人，对我来说，继续容忍这种忽视——不去拍这个故事，不把他的疾病带入公共领域，不去发声——这很容易，这正是大多数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所面临的情况，他们大都秘而不宣，社会上也没有对精神分裂症的充分讨论——作为外人，你很难得到拍摄许可——因此这样的故事很少被讲述。
作为家人去拍摄这个故事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个机会，我有经验也有能力讲述贾斯汀的故事。我询问贾斯汀能否拍摄他的生活，他同意了。他并没有病到不知世事的程度，只是有时候不太理解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他信任我，也希望尽可能多地与我待在一起。我们一同进入了这样一趟旅程。
在书出版之前，我倒有些忧虑，担心这种公众性会加重他的多疑症状（Paranoid），担心会过多暴露他的生活。不过贾斯汀从未提到书的出版会是个问题，他是个直接的人，如果担忧什么事，会说出来。
另一方面，实际上他也挺享受这种关注。在书中我尽可能呈现贾斯汀的才华，希望提升他的自尊心。我突出了他的诗歌和绘画，以及他观鸟的技巧。他理解这一点，他明白我的出发点首先是一个爱他的家人，而不是局外人。窥私和讲故事之间有着精巧的平衡，而我不断尝试寻找这一平衡。如果你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是带着爱的，这将引导你前行。
当然，这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毕竟书出版之后就进入了公众领域，我无法完全控制公众的反应。还好这是以书的形式出版，如果是电影，可能会过于有侵入性。展览也不错，它们大多远在中国或德国，所以贾斯汀并没有突然被大量的曝光淹没，而是在人们的点滴关注中享受温和的按摩。前一阵我们做了他诗歌的朗读会，他很喜欢那次活动。
当然，我也有“自私”的目的，我希望借贾斯汀的故事，讨论相关政治、社会议题，但在这一过程中，贾斯汀总是最核心的。
谷雨：《大哥》的编辑过程中，贾斯汀是否与你一起挑选照片？
路易斯·奎尔：这倒没有，他没有编辑照片所需的专注度和条理性。虽然贾斯汀没有参与画册编辑的过程，但他提供了很多作品。比如有时候我会让他写诗，他喜欢这样，这让他感觉对人有帮助。实际上，很多时候我自己在编辑时也很纠结，需要请另外的图片编辑帮忙。
谷雨：你觉得通过拍摄，你和贾斯汀的感情有变化么？
路易斯·奎尔：贾斯汀最初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时，我只有12岁。幼时的我只知道他状况不太好，我妈妈的状况也不好，我们只是接受这种状况，并不会对这个病有特别深入地思考。
拍摄的过程，也是我去了解贾斯汀的过程。我用中画幅胶片相机这种更需要凝神专注的媒介，故意放慢拍摄速度。我觉得这种慢下来的方式适合贾斯汀和我。这会带来一种尊严感。
我也想进一步改变别人对精神分裂症的认知。污名来自于缺乏理解，这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增进理解非常重要。
疾病影响了贾斯汀的学习能力和条理性，此前我从未想过他还会写诗，当我读过贾斯汀的诗，我感觉他变得更鲜活了。还有他观鸟的兴趣，直到做完这本书，我才意识到观鸟对他的积极影响有多强，这增强了他面对困难的韧性。
还有他对我的信任。过去都是我为他处理各种事情，我为他付出。这一次，这本书、这份信任是他给我的珍贵礼物。这让我们的情感变得不一样，让我们更为亲近。
拍摄这个项目的好处是，我有理由花更多时间与贾斯汀待在一起。或许以后我可以拍个鸟的题材，这样就又能有更多时间陪伴他。有时如果你对工作热度很高，就会忽略家人，而这样的拍摄让我可以兼顾二者。虽然项目完成了，我还是经常与他见面。贾斯汀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照片封存情绪
谷雨：戴安·阿勃斯说照相机就像是她的通行证，对另一些摄影师来说照相机则像是屏障或者盾，予以他／她保护，对你来说，照相机意味着什么？
路易斯·奎尔：有一位战地摄影师，他和文字记者一同去前线采访。发生了爆炸，死了很多人，他忙着拍摄周围发生的一切，等他转身，发现那位记者也被炸死了，他突然有种顿悟，觉得相机好像是某种屏障。我完全理解这种感觉。我还知道另一位摄影师，他也拍自己的家庭。那不是一个健康的家庭，拍摄中他成了旁观者，以此来应对这个机能失调的家庭。
这两者都不是我的情形。与贾斯汀在一起时，我总是有事情要做，哪怕不在拍摄，也会在整理他的房间，或是在处理什么麻烦事。我总是在忙，直到回到自己家，看到照片。情绪是滞后的，是随着放印出来的照片而来的。照片将情绪封存起来，以便你事后去观察。
谷雨：你是否会担心摄影书《大哥》的读者集中在艺术、摄影爱好者群体，而不能够抵达真正需要它的受众？
路易斯·奎尔：某种程度上这不可避免，我的出版人也提到过这一点，他说，“路易斯，你要有心理准备，将会买你书的一般都是热爱艺术和摄影书的人”，而我也觉得确实很难跳出摄影或艺术这个小圈子。但还是有机会的，我前一阵在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做了讲座，一些相关的去污名化运动也会使用我拍的照片，这次到中国参加连州摄影年展亦如此，也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个项目。
发起运动、改变世界是非常困难的，目前我还没有能力这么做，我所做的是创造一些行动家们可以运用的素材。能有人看到我的书，有所触动，就挺不错了，受众群体的局限是存在的，我接受这一点，但我还是希望摄影、艺术和真实的世界能有所互动。
谷雨：除了出版和展览，你有其他提升公众对精神分裂症认知的计划吗？
路易斯·奎尔：有一阵子我确实想以贾斯汀的生活为脚本做一个舞台剧，我申请了基金，但被拒绝了。图书本身当然有其价值，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东西书中没有囊括，它同时也如此接近另一件艺术作品的源头，这就是叠加的价值。用戏剧来呈现精神疾病患者的世界会很有意思，也能建立理解和同理心。这个戏剧或许未来某天真会上演，但我无法保证，毕竟我只是刚刚进入艺术世界的摄影师，尚未跨界到完全不同的领域之中。或许要很久之后，但这种可能性总是会存在的。
谷雨：你目前有拍摄新项目的计划吗？
路易斯·奎尔：暂时还没有，因为我发现如果真的要做艺术家，你不仅要做作品，还要去推广作品，但一个人同时进行创作、谋生和推广非常困难。近期我依然围绕《大哥》做推广工作，我将去柏林和贝鲁特做展览，英国FORMAT摄影节也将展出这个作品。
或许今年年底我会开始拍摄新项目，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不会提前告诉任何人这个新项目准备拍什么，至少要到两年后才会透露一点点。创作需要有一些试错的空间，种下种子，你要允许有一些种子无法如预想那样开花结果。
关于摄影师
路易斯 · 奎尔，纪实摄影师。作品《大哥》入围2018年阿尔勒图书奖，获得2017年文艺复兴系列奖；其个人展览《坠落前》曾在英国巡回演出，反映了他对利比亚、阿富汗、海地和科索沃的关注。他曾与英国一些著名的杂志长期合作，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曾两次入围由伦敦国家肖像画廊主办的“BP肖像奖”，作品被该机构永久收藏。同时，他还经常授课、开办展览以及制作短片。
* 本文图片由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提供，版权归艺术家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