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新闻报道 今年高考中，温州苍南饶先生的儿子发挥出色，考上了北京某知名大学。正当一家人沉浸在喜悦之中，学校却来电说儿子可能无法被录取。原因是学校在资格审查时发现，饶先生欠苍南农商银行20万贷款两年多，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依旧不还。得知儿子可能无法录取，饶先生马上联系了苍南农商银行，分分钟还清20万。

报道显示，2016年6月，饶先生就被银行起诉到法院，判决生效后却拒不履行；2017年3月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穷尽执行措施，饶先生依旧不还钱；2017年7月，饶先生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还是不还钱。20万拖了两年，在儿子上大学可能受此牵连后迅速清欠，说明不是没钱，而是有钱不还，标准的“老赖”。

（2018年4月9日，云南昭通一老赖在女儿婚礼现场被擒，女儿陪嫁物品被拍卖。图为执行干警在清点装份子钱的包与“压箱底”钱。 贾朝勇 摄）

银行收回了欠款，“老赖”低头大家看着很解恨，但手段却有侵犯权利的嫌疑。按照18岁上大学的普遍年龄，饶先生的儿子已经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享有独立的公民权利。即便没满18岁，也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群体。因为父亲是“老赖”，子女上大学接受教育的权利就可能被剥夺，这种惩罚性的株连，明显有违法治精神，是另一种“父债子偿”。

当地法院办理过多起“父母失信，子女受限”的案件，比如子女被限制读私立学校，但这跟此案例有本质区别。私立学校不同于公立大学，前者有权与银行合作，自主决定录取的标准和对象。公立大学的公共性，要求其不能有身份歧视，对入学者一视同仁。

的确，为了预防“老赖”，限制其子女就读私立学校，早就被合法化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中，被执行人不得有的高消费行为中，第七项就是“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仅如此，“老赖”还不能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

比如这两天，河北衡水桃城法院向衡水第一中学、衡水中学实验学校等发出司法建议，限制被执行人的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这些配合法院惩罚“老赖”的都是中学，所限制的对象子女往往不是成年人，没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入学的资金往往依赖家庭的提供。子女上得了高收费的私立学校，意味着父母具备还款能力，甚至可能是拿着别人的钱来供子女上高档学校。

（2018年6月21日，在安徽省阜阳市清河路一公交站台，市民观看站台上亮相的“老赖”信息。）

欠债还钱虽然是天经地义，但一些像饶先生这样的“老赖”，可以不顾法律的判决和强制执行措施，刻意赖账，让失信惩罚缺少威慑力。最典型的就是去年曝光的“教科书式老赖”风波。如果不是当事人声泪俱下地发文控诉，让舆论来给“老赖”施压，“老赖”可能都不会偿还车辆肇事后应该履行的赔偿。这种对赖账者咬牙切齿的舆论背景，很容易让人们为株连亲友式的失信惩罚手段拍手叫好，殊不知它是建立在牺牲子女合法权利的基础上。

在《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里，被限制的“高消费”，也仅仅指私立学校。父母是“老赖”，子女即便不能上高收费的私立学校，还可以选择公立学校。没有将公立学校也纳为协助惩戒的对象，正是考虑到连坐可能造成的侵害。

如果父亲赖账可以成为拒绝录取的理由，收获正当性，那么资格审查可以无限扩大，往上查三代的背景，查道德污点，等等。在不远的历史上，这种连坐曾引发了一系列的悲剧，激化家庭矛盾，甚至引发父子仇杀。在讲求法治精神的当下，罪不及他人，不搞株连，逐渐成为基本的共识。在这样的共识之下，还出现限制成年子女上大学的株连式的失信惩罚，无疑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和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