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尼地道28号，中环半山山麓一栋欧式小楼静静立着，艳阳透着郁葱乔木的疏落，在黄白相间的外墙留下了婆娑秋意。

“这里曾经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主要会议场地之一，担当了见证香港回归祖国的重要历史角色。”日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选在这幢小楼接受南方报业记者专访。他说，中共二十大报告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指明方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港澳同胞可以发挥独特作用，都有报国之门、用武之地。

百年小楼，恬静如菊。它在完成使命后，如今已作香港特区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就像这里办公的主人，把自己的“繁华”交给了整个香港，除了留下一段不同寻常的记忆和矢志不渝的爱国心。

2012年7月1日，全世界华人的目光再度聚焦香港会展中心。除了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庆典外，还举行了梁振英就任香港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仪式。

“参与选举是一个令人谦卑的过程，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体会到社会的集体智慧，更清楚接受市民和传媒监察的重要性。”聚光灯下，梁振英彼时面对的香港已回归祖国15年，依旧繁荣稳定，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渐渐浮现，经济社会也亟待发展新引擎，“我希望‘稳中求变’，尽早解决住房、贫富悬殊等问题，切实回应市民的所想所需”。

回归祖国25年，香港取得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在梁振英看来，正是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才拥有独特的优势，巩固提升了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确保了香港社会的繁荣与稳定。“二十大的召开和习近平总书记所作报告，将激发广大港澳同胞与全国人民携手奋进新征程的更大热忱。”他说。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

成功实践举世公认

“回归祖国25年来，香港在国家的支持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充分说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是科学的、可行的、有生命力的。”梁振英说。

上世纪80年代，梁振英就参与香港回归祖国筹备工作，亲历了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回归庆典的历史性时刻，以及回归后香港的快速发展。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许多香港市民问我，回归以后到街上买早餐用什么钞票，是港币还是人民币？”1988年，梁振英被选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基本法征求意见稿的咨询工作，港元在回归后的流通问题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议题。如今，港元和离岸人民币这两种币值、发行制度及发行机构都不一样的货币，共同创造了香港独特而庞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赋予香港在内地和国际之间独特的“金融桥梁”地位。

“这就是其中一个实例。‘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举世公认。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澳门也必将作出更大贡献。”在原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接待室内，特区区徽悬挂正中，梁振英身着深黑色西装搭配斜条纹领带，笑意满盈，与南方报业记者展开了对谈。

 

记者：今年是香港回国祖国25周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您觉得这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梁振英：在新时代十年取得伟大变革的基础上，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阐述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同时也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指明方向。

报告明确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

香港回归祖国的25年是“一国两制”取得举世公认成功的25年。我们用数据说话：1997年之前，香港的人均GDP低于英国。现在，我们的人均GDP高过英国12%。2021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中，香港排名全球第4，新加坡排名12，英国排名13。所以，无论是社会发展也好，经济发展也好，香港过去25年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当然，我们不能够自满，但更加不能妄自菲薄。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坚守“一国两制”对我们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这就是要做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大文章。

梁振英：我们在广州建了一间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学校。学校所在的“港式国际化社区”被纳入到《南沙方案》（《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的规划中，就是要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全面合作，不只是南沙与香港的合作，而是整个广东省与香港的合作。因此，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不仅可以更好了解到国家大政方针怎样对香港人的发展提供助力，也可以多思考，作为香港人，我们怎样将自己所学所长贡献给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力。

二十大报告里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与这所学校的使命有关，就是科教兴国。学校会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创科思维，相信在创科领域发展将会是不少学生毕业后的选择。学生除了考虑某个职业的前途、收入之外，也应该考虑怎样贡献国家的科技发展。

在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港澳同胞从未缺席。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澳门也必将作出更大贡献。

施政五年冀稳中求变

解深层次社会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支持港澳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一点在香港社会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

对此，梁振英深有感触。

“1997年，香港怎样落实‘一国两制’的高度发展的社会，如何维持司法制度、经济制度、货币制度等不变，前人没有做过，我们心里没底，但是我们下了决心，迎难而上，终于做到，很多之前担心出现的情况没有出现，香港保住了安定繁荣。”梁振英说，“1997年后，我们也碰到了新的问题，政治、社会、经济问题都有，但没有好好地把握好机遇发展起来，使得我们社会累积了一些深层次矛盾，所以我决定出来跟700万香港市民一起迎接挑战。”

2012年，梁振英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在宣誓就职后，他致辞：“我会全力以赴，实践我的竞选承诺，带领香港‘稳中求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民主，建立更繁荣、更进步、更公义社会。”

5年过去，梁振英所带领的特区政府在香港土地、房屋、扶贫、安老等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

记者：2011年11月27日，您发表了以《由心出发，稳中求变》为题的竞选宣言，宣布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是什么促使您作出这个决定？

梁振英：当时香港面对不少问题。有民生问题、有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最重要的是香港管治理念的问题。比如政府同市场的关系，有人甚至说我们是“小政府大市场”，意思是即使市场运作出了问题，比如说土地供应不足、楼价高、房租高，但这些都是市场运作产生的现象，政府不应该插手，否则会有负面效果。另外，政府也不应该去催生某些事业或产业，比如文化、创科等等。

记者：您当时提出了一个“稳中求变”的理念。

梁振英：那时的香港，不变不行了。理念要变，思维要变，政府的角色要变。香港人经过港英政府统治，形成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同一个地方的关系就好像是住酒店一样，没有归属感。比如，隔壁酒店突然有送早餐，那我就立马打包行李搬过去，但这是一个“家在香港”的概念，像是可以随时搬家，所以它是一个“小家”的概念、地理的概念。所以，我提出一个“家是香港”的理念，这是一个“大家”的概念，是一个情感归属的概念，我们700多万香港人就应该互相扶持、互相发展，而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关系。

更重要的是，当时很多香港人不重视国籍，一个人可以有两本护照。护照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信用卡，哪张有优惠，就用哪张。这是一个怪现象。那时候香港回归十几年了，我认为不能不改，不能不变。变的同时我们要稳，不能造成社会上的动荡，所以有四个字就是“稳中求变”。

记者：在2012年的就职典礼上，您说您是“怀着谦卑的心”就任行政长官。为什么这样说？

梁振英：当时香港一些深层次矛盾已经显现，比如要解决香港住房问题，还要关注民生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必须关注、及早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和管治团队必须走入民众，拉近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虚心聆听大家的建议和意见，才能切实回应市民的所想所需。让民众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才能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记者：有媒体评价，您任内推动了土地房屋、扶贫养老、创新科技等方面的政策，造福长远。您当时推动这些政策压力很大吧。

梁振英：当时我们的选举制度还没有完善，一些“为反而反”的议员就在立法会利用议事规则去“拉布”、甚至有肢体冲突，阻碍政策的推进。比如，2012年，我们向立法会提出成立创新及科技局、文化局，遭到反对派议员的无端阻挠，最终创新及科技局到2015年才正式组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今年才得以组建。我记得有一次参加立法会答问的时候，一名立法会议员竟然直接向我扔过来一个玻璃杯，我躲了过去，整个玻璃杯都摔碎了。这都是一些匪夷所思的事。

记者：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很多人都不敢发声的情况下，您坚持为香港发声。

梁振英：从我担任行政长官到我卸任这几年，香港一些反中乱港分子变本加厉，但你绝对不能够怕他们，你越怕他越嚣张。面对无端阻挠，我们必须要直斥其非而且不能够容忍，即使再难也要坚持去做。我们这些人就应该有担当，不能老是想做“太平官”。

记者：回看您的行政长官生涯，您觉得自己当初的竞选承诺都兑现了吗？

梁振英：担任行政长官期间，我们每一年都会提出一个施政报告，告诉大家过去12个月特区政府做了什么事，有哪些项目已经完成或者哪些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我竞选的承诺基本上都完成了，至于五年的成果如何，我想应该交由香港市民去评价。

由“不知道”转为“知道”的

工作才刚刚开始

2017年3月，梁振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新的身份，也意味着新的使命。从经济社会发展到年轻人的上升空间，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到寻找科创突围，从香港本土到粤港澳大湾区，梁振英持续为香港发展、国家发展鼓与呼。

尤其是对于香港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梁振英提出了“超级联系人”的概念。

“香港是买全球、卖全球，但这不是转口贸易，很多我们买卖的商品，不经过我们的港口、飞机场，都是在办公楼里头完成的。”梁振英举例，即使受疫情影响，最近几个月香港贸易量又增长了，就是因为香港是联系人，不是门户、不是平台。

为了让香港更好地发挥这个角色的作用，梁振英告诉南方报业记者，他过去一年有三成时间在内地，做的基本工作就是促进香港同内地的对接。“以前我们对外国讲，在香港我们可以跟你做什么，现在同时要补上一句话：通过香港，你可以在中国内地做什么，比如在广州南沙做什么，在海南岛做什么……”

记者：据您观察，您认为香港社会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梁振英：香港700多万人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但缺少集体意识。众所周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集体意识、集体利益。香港人国家观念、社会观念比较薄弱，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无论是房屋问题、经济转型问题还是青年问题，我们必须要用集体力量去做。我同另外700多万人加在一起才是一个集体，有了集体意识才有一个集体力量或者公权力去解决问题。

记者：如果有机会的话，您愿意进入课堂去为香港年轻人讲解这些内容吗？

梁振英：我很想为他们上课。过去几十年，我会经常去一些学校，同一些青少年朋友分享个人经验。除了言传，我也注重身教。举例来说，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学校是一个非营利的学校。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不拿任何工资，也没有任何股份，还要去办学？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培养他们的奉献精神，希望青年人有“香港根、中国心、世界观”，我想这也是香港未来的方向。

我还会讲一些“硬”知识，比如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等，把它们与日常生活融会贯通，而不是让学生去死记硬背那些法律条文。

我还要强调一点，我认为最关键是理念的变化。我坚持跟年轻人说“怎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今年的一个数据就让我感到欣慰。香港的DSE考试（相当于内地高考），其中有约10%的同学报考内地大学，也就意味着约10%的香港高中毕业生愿意去内地读书，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融合。我相信，只要将这些理念讲清楚，香港人是很聪明的，他们会选择正确的道路。

记者：去年我们专访您时，您提出内地与香港间最大的障碍是“互相不知道”。您觉得这一情况现在是否有改善？

梁振英：过去5年，我不停在内地城市跑，做很多交流沟通工作，由“不知道”转为“知道”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比如，很多人可能知道南沙的地理位置以及一些大的政策方向，但具体到个人，有人想在南沙投资，具体投资哪些项目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有香港青年要去南沙工作，他可能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城市是否适合自己未来发展……所以，两地沟通交流的工作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去做，要久久为功地做下去。

现在的情况，就像大家都知道商店是卖家电的，可能你认识其中一些电器，但了解得并不全面。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向顾客深入介绍每一件电器的功能。

记者：您认为该如何进一步发扬“狮子山精神”？对香港青年有何期许？

梁振英：首先，我们这一代其实就是奋斗、拼搏出来的。我还记得小时候绝大多数同学家境都是很清贫的，我最好的衣服就是校服。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拼出来的。

我最喜欢同青年朋友讲的一句话是，我做过行政长官，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如果任何一个青少年愿意用他的生活和我换，我随时换。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新一代中国人，他们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空间，比我年轻时要好得多、大得多，我非常羡慕他们。所以，我希望这代年轻人，能够立志做一个有志气的、拥抱未来的中国人。

其次，我的人生有一定的累积之后，也奉献社会，反馈社会。我卸任行政长官之后5年，一直在为香港社会做事、为国家做事。我不做任何商业方面的事，也不做任何投资。大家不需要猜测梁振英这么热衷在大湾区、在海南帮手，是不是他有某间公司的股票？他是不是在大湾区、在海南有地产？没有。

我始终强调，每个人不仅是一个个体，也是集体一分子。我们最大的利益集体就是国家，因此我们要弘扬爱国的精神。对于我们这些公职人员来说，对国家、对香港要有奉献牺牲的精神。

梁振英与南方报业记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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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陈晨

拍摄：许晓鑫 李乔新

剪辑：许晓鑫 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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